Friday, November 20, 2026

游老師分享(1250): 徙置大廈

 

120呎如何住一家人?第一代公屋…….

 

當筆者1954年出生時,一個有5名或以上成年人的家庭,在石硤尾第一代Mark I徙置大廈,可能只獲編配約120平方呎。 120呎大概只是今天一間細房加少少空間。但當年真正難以想像,還說不細。

 

這嗰120呎根本冇廚房、冇浴室、冇私人廁所。 要理解第一代公屋如何住,不可以只望入房門。因為這代人的生活,有一大部份截其實在門外。

 

故事由1953年聖誕夜開始, 石硤尾寮屋區一場大火,令逾5萬人失去家園。政府之後興建徙置大廈安置災民及其他寮屋居民。1954年,首批8幢六層高Mark I H型大廈落成,美荷樓就是其中之一。那批樓的目標非常直接:短時間內安置大量無家可歸的人。

 

一幢大廈有384個小室,可以住超過2,000人。沒有升降機,兩邊長翼塞滿背靠背的房間,中間再由一條橫翼連接,成個平面望落就似一個英文字母H。 所以第一代徙置大廈最先提供的,是一個可以鎖門、遮風擋雨的房間。 今日住宅應該有幾多功能,當時根本未有條件一次過放進去。

 

房委會官方歷史資料寫得好直接:有5名或以上成年人的家庭,要擠在大約120平方呎的房間。 另一份房委會資料就以五人家庭計,面積約11平方米,即約118平方呎。 房裏面沒有廚房、浴室,亦沒有冇私人廁所。

 

即是一扇門後面每個小室,要承擔一家人最私人、最核心的生活;但煮食、沖涼、洗衫、去廁所,全部要行出門口。 「屋企」的界線,因此與今日完全不同。

 

公共走廊其實係Mark I生活最重要的空間之一。 居民在喺自己門口煮飯、洗衫、晾衫。兩翼中央的橫翼設公共廁所、浴室、水龍頭和洗衣設施。美荷樓的歷史資料更記錄,每層有兩個水喉位和六個公共沖水廁所。 即是朝早刷牙、拎水,夜晚煮飯、洗衫,鄰居之間幾乎不可能完全互不相干。 房委會保存過一位石硤尾舊居民的回憶:大家會拿着自己隻飯碗出走廊食飯,甚至互相分享餸菜。

 

這種鄰里關係當然不代表人人都浪漫、人人都相處得好。更實際的原因是:當私人空間細到某個程度,生活自然會向公共空間溢出去。 條走廊,某程度上就是成層人的共同廚房、飯廳和前院。 再望闊少少,連一個家庭的日常功能,都散於成棟大廈。 地下房間好多時間會變成商舖或者工場,有啲位置做診所、托兒所等社區設施;天台就曾經交給志願團體開學校或者兒童會。 所以對一個住Mark I的小朋友來說,返屋企、買嘢、落街玩、甚至上天台返學,可能全部都圍住同一棟樓發生。 一個120呎單位本身容納唔到一個家庭所有需要,於是整座徙置大廈、走廊、樓梯、天台同地下,合埋先成為真正的生活空間。 之後幾十年,公屋設計其中一條很清楚的發展線,就是將原本放在公共空間的生活功能,一件一件搬返入單位。

 

60年代的Mark III至VI陸續出現。由Mark IV開始,單位已有獨立廁所。 到70年代,房委會改建部分舊Mark I,把背靠背兩個小室之間的牆拆走,合成較大的自給單位,加入獨立廁所;向外的公共走廊亦圍起,變成每戶自己的露台和煮食空間。 由「有一間房遮頭」,去到「單位內有自己的廁所、有自己煮食位置」,其實正正是香港公共房屋幾十年演變的一個縮影。 今日再望120平方呎,最值得記住的未必只是「以前住得幾細」, 而是以前所謂一個「家」,有一半功能其實放在門外;隨住生活要求改變,住宅設計先慢慢將那些功能收返入每一戶。

 

如果你或者屋企上一代住過H型徙置大廈,你最想留下那一個生活細節?是走廊煮飯、輪候公共廁所、拎水洗衫,還是成層鄰居一齊生活那種感覺?

 

(本文部份內容摘錄自:2026年10月5日「觀世界」文章。)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全文字數: 1,403)

20/11/2026

Thursday, November 19, 2026

游老師分享(1249): 台灣桃園聖保祿醫院

 

83歲時,她已經瘦到只剩38公斤,三分之二的胃被切除,脊椎受傷,走路還得背著9公斤的背架。醫生曾經認為她只剩下半年的生命,醫院同仁也勸她回香港退休,好好休養。 但她沒有離開…….

 

她留在醫院,做一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工作:整理行政文件、摺宣傳單張,只要還有一點力氣,就繼續幫忙。她不是醫師,卻創辦了台灣桃園第一家醫院;她沒有建築背景,卻曾經拿著混凝土樣本,跑到其他工地請教師傅,親自查出施工偷工減料的問題。 她叫馬玉芳,是一位把四十多年歲月留在台灣的香港修女。

 

1917年,馬玉芳出生於香港。22歲那年,她決定加入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選擇成為修女。那個年紀,許多人正準備展開自己的家庭與事業,她卻已經決定,把往後的人生投入照顧別人的工作。

 

加入修會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香港陷入戰火。當不少人忙著逃離危險時,她選擇留在聖德肋撒醫院,照顧戰爭中的傷兵。戰火沒有讓她離開自己的崗位,也讓她更早體會到,對一個受傷的人來說,身邊能有人照顧,是多麼重要的事。

 

1960年11月,43歲的馬玉芳接到修會安排,與另外兩名修女從香港來到台灣,準備在桃園建立醫療服務據點。 她們出發時,馬玉芳只帶了兩個行李箱。 當時的桃園人口約25萬,放眼望去還有大片稻田,醫療資源也遠不如今天。三名修女對當地環境並不熟悉,語言、飲食與生活習慣都需要重新適應,更大的難題是,她們必須從零開始建立醫療服務。

 

剛到桃園時,她們租下一間簡陋的民房。屋內沒有像樣的桌椅,吃飯只能席地而坐,晚上也沒有床鋪,只能直接睡在地上。更倒楣的是,有一次住處遭竊,錢財、食物和生活用品幾乎被偷光,甚至連筷子都不剩。三名修女一度只能喝白開水,等待香港修女會的援助。 但她們沒有因此離開。1961年3月,天主教聖保祿診所正式開幕。診所一開始便為當地居民提供免費看診,修女們甚至把原本供自己食用的營養品拿出來分送給貧困家庭,還提供奶粉給有需要的民眾。 消息傳開後,連住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和老榮民,也願意走很遠的路前來求診。因為大家逐漸知道,這裡有一個地方,不會只因為病人拿不出醫藥費,就拒絕提供照顧。

 

馬玉芳雖然是院長,卻沒有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她會親自替病人按摩、打針,協助清潔人員打掃環境,甚至在病患離世後,親手替亡者整理遺體。對她而言,醫院裡的工作沒有高低之分,只要有人需要幫忙,就有她能做的事。

 

除了診所的工作,她還帶著修女們走進鄉間義診,也前往龜山監獄提供牧靈服務。為了節省往返時間,她甚至開始學騎腳踏車。 只是這位身形瘦弱的修女,騎車技術實在不太好。每次想下車,常常因為煞車控制不住而跌得鼻青臉腫。有一次,她甚至摔進路旁的糞坑,爬起來後只好先回去清洗,整理好自己,又繼續出門前往目的地。 這些事情,後來都成了認識她的人記得的生活片段。

 

隨著求診人數增加,小小的診所已經無法滿足桃園居民的需求。1965年,院方決定進一步擴建,朝正式醫院的方向發展,這就是後來的聖保祿醫院。 對馬玉芳而言,創辦醫院不只是找到土地、蓋起建築物那麼簡單。她沒有建築專業,也沒有工程監督經驗,卻知道醫院是要長期使用的地方,施工品質絕不能馬虎。

 

有一次,她拿著承包商使用的混凝土樣本,跑到其他工地請教師傅,想確認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結果竟然發現,承包商使用的水泥成分不足,存在偷工減料的問題。 她沒有因為自己不懂工程,就把事情交給承包商處理,而是直接要求改善。從那之後,她幾乎每天親自到工地監工。即使有人不滿她的堅持,甚至對她惡言相向,她仍然沒有退讓。 這間醫院承載的,是她當初帶著兩個行李箱來到桃園時,就已經決定要完成的事情。

 

然而,長年工作也逐漸拖垮了她的身體。 馬玉芳曾經兩度嚴重胃出血,三分之二的胃被切除,病情一度危急,醫生甚至認為她可能只剩下半年的生命。過去因為人手不足,她經常親自搬運病床和醫療器材,脊椎也因此受傷,後來走路必須背著重達9公斤的背架。她的視力同樣出現問題,視網膜反覆出血,需要定期接受雷射治療。 即使如此,她仍然不願意退休。

 

到了83歲,馬玉芳早已可以申請退休,返回香港休養。醫院同仁知道她的身體狀況,也曾經勸她不要再勉強自己。但她認為,自己已經在台灣生活、服務了數十年,這裡早就不是一個短暫停留的地方。 她不再有體力搬運器材,也無法像從前一樣四處奔走,便改做行政工作、整理文件,甚至幫忙摺宣傳單張。這些事情或許不需要院長親自處理,但她仍然覺得,只要自己還能做,就不必把工作完全交給別人。

 

對馬玉芳來說,這些重逢比任何職位或頭銜都來得真實。她曾經照顧過的孩子長大了,當年受助的家庭也有能力回饋社會,而那間從簡陋民房開始的診所,已經逐漸成為桃園重要的醫療機構。 2011年10月23日,馬玉芳在香港聖保祿醫院安息主懷,享年95歲。

 

(本文部份內容摘錄自:2026年11月11日「觀世界」文章。)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全文字數: 1,956)

19/1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