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逸傑逝世七載 回望他五大貢獻…….
有沒有一個殖民地時代的英裔官員，會被視為真正香港人？我認為有的，當中至少有一位，他叫鍾逸傑（Sir David Akers-Jones，1927-2019）。他走完仕途後，仍選擇留居香港，無疑視此城為家，並終在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逝於斯（享年九十二歲），把生命句號寫落在這座東方城市。鍾逸傑於六十多年的香港生涯裡，先後擔任過新界政務司、布政司、房屋委員會主席等關鍵公職，對六十年代以後的香港社會發展貢獻良多，他更曾在港督猝逝後，短暫署任香港總督職務。
鍾逸傑一九二七年生於英國，年輕時當過商船學徒，其後入讀牛津大學，再赴馬來亞任職。一九五七年來港，最初處理物資供應，一九五九年起先後在荃灣、離島及元朗出任理民官。他學習粵語，與村民、商人及鄉紳打交道，從市場、土地到社區設施，逐項認識香港的實際需要。這段地方工作經驗，成為他往後仕途的重要根基。
一九六七年，香港陷入暴動及炸彈恐襲危機。對新界行政人員而言，除了地方治安，還須面對邊境局勢與錯綜複雜的鄉村關係。 當時出任副新界民政署署長的鍾逸傑，參與了政府的危機應對，包括與軍方聯絡，並與新界鄉事力量協調，以保障鄉郊社會穩定。例如，根據六七年報載，鍾逸傑在八月十日與元朗理民官薛文（James Windrow Sweetman）、元朗警署署長鄭展斌等，拜訪元朗民安促進總會，與該會主席鄧乃文及元朗鄉紳舉行會談，討論維護元朗安全、以及警民合作打擊左派份子。鍾逸傑在致詞時表示，只有將一少撮左派破壞份子消滅，香港始能繁榮安定，市民要和政府及警方通力合作。
鍾逸傑最具代表性的政績，是參與推動新界新市鎮發展，尤其沙田。一九七三年，他出任新界民政署署長，翌年改任新界政務司，正值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政府大力推進建屋及新市鎮計劃。
新市鎮建設牽涉土地取得、居民安置、地方協商，以及不同部門之間的配合。鍾逸傑長年累積的鄉村工作經驗，使他能在政府發展目標與地方利益之間進行協調，協助工程向前推進。
今天沙田高樓林立，很難想像昔日的田野與村落面貌。這場轉變是整個政府及社會共同參與的成果，而鍾逸傑是其中重要的行政推手。他的工作，把香港的居住空間向新界拓展，也為人口持續增長的城市提供了出路。 但這項成績也伴隨爭議。他參與推行的一九七二年丁屋政策，與當年爭取原居民支持發展的背景密切相關；政策後來引起土地公平及原居民權益的長期爭論。新界發展的功績與代價，需要放在一起理解。
八十年代初，鍾逸傑出任政務司，工作範圍由新界擴展至全港地方行政，並參與推行一九八二年首屆區議會選舉。 這項改革的重要之處，是把部分地區代表的產生方式交到選民手中。居民除了向官員陳情，也可以選出代表，透過區議會反映交通、環境及社區設施等問題。對習慣由上而下管治的殖民地政府而言，這是拓闊公眾參與的一步。
當然，當年的區議會仍有委任及其他非民選議席，權力也有限，不能視為全面民主化。不過，鍾逸傑參與落實這套制度，確實在香港地方代議政治的發展中留下了一筆。
一九八五年，鍾逸傑升任布政司，成為港督之下最高級的政府官員。翌年十二月，港督尤德（Sir Edward Youde）在北京突然病逝，他遂以布政司身份接任署理港督，直至一九八七年四月衛奕信（Sir David Wilson）來港履新。 當時中英已簽署《聯合聲明》，香港正處於主權過渡的早期階段。港督突然離世，政府需要有人承接日常管治及最高行政責任。鍾逸傑的這段任期雖只有數月，也沒有一項足以概括其任期的大型改革，但在突發的人事空缺下維持行政延續，本身就是重要任務。
由地方理民官走到署理港督，是他三十年公務生涯的頂峰；一九八七年，他離開公務員隊伍。
鍾逸傑退休後，仍然參與處理香港最切身的民生問題——住屋。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一九九三年三月，他出任房屋委員會首位非官守主席，把多年土地及地區行政經驗帶進公營房屋工作。
一九八八年，房委會推出「整體重建計劃」，逐步拆卸及重建五百六十六幢一九七三年以前落成的舊公屋大廈。早期公屋解決了大量居民的棲身問題，但隨着樓宇老化、生活要求改變，香港需要的不只是更多單位，也需要更合時宜的居住環境。 這項工程歷時多年，並非全在鍾逸傑任內完成；他的角色，是在計劃起步及推展階段領導房委會。由新界建屋到舊邨重建，房屋始終是他公共生涯的一條主線。
鍾逸傑晚年留居香港，投入外展訓練、兒童醫療及「無止橋」等公益工作。紀念這位香港老臣，可以肯定他在建屋、地區行政及公共服務上的投入，也需要保留對其政策選擇的審視。他留下的歷史痕跡，至今仍存在於香港的街道、屋邨，以及我們尚未解決的土地問題之中。
(本文部份內容摘錄自：2026年10月4日「觀世界」文章。)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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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