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November 19, 2026

游老師分享(1249): 台灣桃園聖保祿醫院

 

83歲時,她已經瘦到只剩38公斤,三分之二的胃被切除,脊椎受傷,走路還得背著9公斤的背架。醫生曾經認為她只剩下半年的生命,醫院同仁也勸她回香港退休,好好休養。 但她沒有離開…….

 

她留在醫院,做一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工作:整理行政文件、摺宣傳單張,只要還有一點力氣,就繼續幫忙。她不是醫師,卻創辦了台灣桃園第一家醫院;她沒有建築背景,卻曾經拿著混凝土樣本,跑到其他工地請教師傅,親自查出施工偷工減料的問題。 她叫馬玉芳,是一位把四十多年歲月留在台灣的香港修女。

 

1917年,馬玉芳出生於香港。22歲那年,她決定加入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選擇成為修女。那個年紀,許多人正準備展開自己的家庭與事業,她卻已經決定,把往後的人生投入照顧別人的工作。

 

加入修會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香港陷入戰火。當不少人忙著逃離危險時,她選擇留在聖德肋撒醫院,照顧戰爭中的傷兵。戰火沒有讓她離開自己的崗位,也讓她更早體會到,對一個受傷的人來說,身邊能有人照顧,是多麼重要的事。

 

1960年11月,43歲的馬玉芳接到修會安排,與另外兩名修女從香港來到台灣,準備在桃園建立醫療服務據點。 她們出發時,馬玉芳只帶了兩個行李箱。 當時的桃園人口約25萬,放眼望去還有大片稻田,醫療資源也遠不如今天。三名修女對當地環境並不熟悉,語言、飲食與生活習慣都需要重新適應,更大的難題是,她們必須從零開始建立醫療服務。

 

剛到桃園時,她們租下一間簡陋的民房。屋內沒有像樣的桌椅,吃飯只能席地而坐,晚上也沒有床鋪,只能直接睡在地上。更倒楣的是,有一次住處遭竊,錢財、食物和生活用品幾乎被偷光,甚至連筷子都不剩。三名修女一度只能喝白開水,等待香港修女會的援助。 但她們沒有因此離開。1961年3月,天主教聖保祿診所正式開幕。診所一開始便為當地居民提供免費看診,修女們甚至把原本供自己食用的營養品拿出來分送給貧困家庭,還提供奶粉給有需要的民眾。 消息傳開後,連住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和老榮民,也願意走很遠的路前來求診。因為大家逐漸知道,這裡有一個地方,不會只因為病人拿不出醫藥費,就拒絕提供照顧。

 

馬玉芳雖然是院長,卻沒有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她會親自替病人按摩、打針,協助清潔人員打掃環境,甚至在病患離世後,親手替亡者整理遺體。對她而言,醫院裡的工作沒有高低之分,只要有人需要幫忙,就有她能做的事。

 

除了診所的工作,她還帶著修女們走進鄉間義診,也前往龜山監獄提供牧靈服務。為了節省往返時間,她甚至開始學騎腳踏車。 只是這位身形瘦弱的修女,騎車技術實在不太好。每次想下車,常常因為煞車控制不住而跌得鼻青臉腫。有一次,她甚至摔進路旁的糞坑,爬起來後只好先回去清洗,整理好自己,又繼續出門前往目的地。 這些事情,後來都成了認識她的人記得的生活片段。

 

隨著求診人數增加,小小的診所已經無法滿足桃園居民的需求。1965年,院方決定進一步擴建,朝正式醫院的方向發展,這就是後來的聖保祿醫院。 對馬玉芳而言,創辦醫院不只是找到土地、蓋起建築物那麼簡單。她沒有建築專業,也沒有工程監督經驗,卻知道醫院是要長期使用的地方,施工品質絕不能馬虎。

 

有一次,她拿著承包商使用的混凝土樣本,跑到其他工地請教師傅,想確認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結果竟然發現,承包商使用的水泥成分不足,存在偷工減料的問題。 她沒有因為自己不懂工程,就把事情交給承包商處理,而是直接要求改善。從那之後,她幾乎每天親自到工地監工。即使有人不滿她的堅持,甚至對她惡言相向,她仍然沒有退讓。 這間醫院承載的,是她當初帶著兩個行李箱來到桃園時,就已經決定要完成的事情。

 

然而,長年工作也逐漸拖垮了她的身體。 馬玉芳曾經兩度嚴重胃出血,三分之二的胃被切除,病情一度危急,醫生甚至認為她可能只剩下半年的生命。過去因為人手不足,她經常親自搬運病床和醫療器材,脊椎也因此受傷,後來走路必須背著重達9公斤的背架。她的視力同樣出現問題,視網膜反覆出血,需要定期接受雷射治療。 即使如此,她仍然不願意退休。

 

到了83歲,馬玉芳早已可以申請退休,返回香港休養。醫院同仁知道她的身體狀況,也曾經勸她不要再勉強自己。但她認為,自己已經在台灣生活、服務了數十年,這裡早就不是一個短暫停留的地方。 她不再有體力搬運器材,也無法像從前一樣四處奔走,便改做行政工作、整理文件,甚至幫忙摺宣傳單張。這些事情或許不需要院長親自處理,但她仍然覺得,只要自己還能做,就不必把工作完全交給別人。

 

對馬玉芳來說,這些重逢比任何職位或頭銜都來得真實。她曾經照顧過的孩子長大了,當年受助的家庭也有能力回饋社會,而那間從簡陋民房開始的診所,已經逐漸成為桃園重要的醫療機構。 2011年10月23日,馬玉芳在香港聖保祿醫院安息主懷,享年95歲。

 

(本文部份內容摘錄自:2026年11月11日「觀世界」文章。)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全文字數: 1,956)

19/11/2026

Wednesday, November 18, 2026

游老師分享(1248): 懷念高錕

 

如果冇高錕,今日個Internet會如何?…….

 

高錕逝世8周年剛剛過去。 今天我們看 Netflix、WhatsApp 視像、用 Google Drive、連線打機、公司 remote work,背後都係全靠光纖。

 

但六十年前,科學界對「用玻璃傳送訊號」沒有今天那麼有信心。當時玻璃纖維最大問題係損耗太高。光射入去,不久就轉弱。 很多人覺得,玻璃可以傳光,但未必適合做長距離通訊。 而高錕就是這位改變了方向的人。

 

高錕英文名 Charles K. Kao。 1960年代,他在英國 Standard Tele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 做研究。1966年,高錕和同事 George Hockham 發表一篇後來改變通訊史的研究。

 

他們提出一個好關鍵的斷:當時光纖衰減太高,主要問題不在於「玻璃天生做不到」,而是玻璃裡有太多雜質。 如果可以製造足夠純的玻璃,光就可以行得遠很多。這個觀念聽來今日好合理。但當年是一個好大轉向。

 

高錕團隊當時提出,假如可以將光纖損耗降到大約每公里20 dB以下,長距離光通訊就有實際前景。 對普通人來說,dB唔重要。最簡單理解是:當時啲玻璃纖維,光行一公里之後已經弱得太誇張。

 

高錕指出,問題可以透過材料純化解決。幾年後,1970年,美國 Corning 成功製造出損耗低於20 dB/km的光纖。 即是證明了,高錕提出那條路真的行得通。之後幾十年,光纖損耗愈做愈低,傳輸容量愈做愈高。

 

由電話網絡,到跨國數據,再到今日 Internet 骨幹,成個世界開始愈來愈依賴一條條幼到近乎睇唔起眼的嘅玻璃纖維。

 

今日我們覺得 Internet 好似是係無線一樣。Wi-F是係無線,手機 5G 都是無線。但只要訊號要行得遠、行得快、跨城市、跨國家、跨海洋,後面好多時最後都會回返光纖。

 

尤其海底光纜。全球大量跨洲數據,是靠海底一條條光纖線路運送。 所以你在香港開一個美國網站,或者倫敦開一個香港server,背後好多時真的有光沿住玻璃纖維跨海行着。

 

高錕1966年那個判斷,最後變成今日數碼世界最底層基建之一。

 

高錕1933年在上海出生,少年時期在香港生活和讀書,之後去英國升學。研究生涯最關鍵那段,是在喺英國完成。 但1970年,高錕返香港中文大學。他參與創立電子學系,並出任創系系主任。 對當時香港來說,電子工程仍然是新興領域。世界正進入半導體、通訊、計算機高速發展期。

 

高錕返中大做的一件重要事,就是將這套世界級工程視野帶返香港。1987年至1996年,他再出任中大第三任校長。 所以高錕同香港的關係,不只是「有個諾貝爾獎得主同香港有關」。他真的落手建立過香港的工程教育和大學制度。

 

高錕另一樣值得香港人記住的,匙佢做中大校長時對學生那嗰種包容。 1993年,高錕接受港事顧問委任,引起中大學生會強烈反對。學生貼大字報、搞論壇、去機場示威,甚至公開質疑他會不會成為壓制校園自由的人。 高錕沒有因為自己是係被批評那個,就將學生當成敵人。

 

他返港後接受學生報訪問,講得好清楚: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人身攻擊,「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 同年中大開放日,十多名學生衝上台抗議,有人搶咪,有人用橫額遮住校徽,場面一度混亂。 事件之後,有人要求處分學生。

 

高錕拒絕。他的立場仍然是係:學生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這種態度最難得的嘅地方,是係反對聲音不是抽象存在。 那班學生真是對他本人,真是令他難堪,甚至在公開場合打斷他。 但他仍然覺得,大學應該容得下年輕人說話。

 

當年學生報可以批評校長、可以做民調、可以出標題批評,學生會亦可以同校方公開辯論。高錕未必同意學生每一個判斷,但他相信年輕人參與社會事務,本身就是大學教育一部分。

 

所以高錕留給中大的,不只是電子工程同科研。還有一種大學應該怎樣對待年輕人嘅氣量。 你可以反對我。但你仍然有權發聲。

 

由 1966 年關鍵論文,到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相隔 43 年。 諾貝爾委員會將2009年物理學獎一半頒給高錕,表揚他「在光纖通訊中光傳輸方面的突破性成就」。 這個獎有一樣地方好有意思。等到 2009 年,全世界早已經知道光纖有幾重要。

 

Internet 已經普及,跨洋光纜已成為全球通訊骨幹,寬頻開始進入普通家庭。 即使世界已經實際活在高錕當年預言那嗰個方向入面。獎項只是遲咗幾十年確認。

 

科學突破有時不足突然發明一件從未存在過嘅東西。 更難的,是係所有人都見到同一個問題,但只有少數人判斷到:究竟是條路錯,還是材料未夠好?高錕當年面對高損耗光纖,沒有將結果理解成「玻璃不適合通訊」。 佢反而追問玻璃為何會損耗這麽高。 答案最後指向純度。一個問題問對了,成個產業方向就變了。

 

高錕2018年離世。高錕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六十年前已經相信,這道光,可以行得好遠。

 

(本文部份內容摘錄自:2026年9月27日「觀世界」文章。)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全文字數: 1,787)

18/1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