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天，北平局勢急轉直下，北京大學也到了幾乎無法正常上課的地步。 校舍還在，圖書和儀器也沒有消失，但教授、學生已經開始四散。對51歲的校長蔣夢麟來說，當時最棘手的問題不是怎麼保住幾棟房子，而是如果人散了、課停了，北京大學還剩下什麼？ 他的選擇很乾脆：校園守不住，可以先放棄，但學校不能斷。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到了9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奉命南遷，在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北大的蔣夢麟、清華的梅貽琦、南開的張伯苓組成常委會，共同主持校務。 現在回頭看，「三校合併」好像只是歷史課本裡的一句話，但放在當時，根本不是把三個學校的名字併在一起那麼簡單。
他們沒有完整的校舍，很多地方只能租、只能借；圖書不足，實驗儀器也缺，教授和學生還在從各地陸續趕來。三所原本各有制度、各有院系的大學，突然被迫塞在一起，光是怎麼安排課程、住宿和行政，就足夠讓人頭大。 但學校不能一直等。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大正式開課。當時已有1452名學生，其中原北京大學學生342人。 蔣夢麟主要負責總務。這個職務聽起來並不顯眼，可放在那種環境裡，幾乎等於什麼麻煩都得碰。
從1937年9月到隔年2月，長沙臨大一共開了57次常委會，他參加了36次。學生住哪裡、教授怎麼安頓、經費去哪裡找、三校院系怎麼調整、缺掉的裝置怎麼補，這些今天看起來只是行政問題，但在戰亂裡，每一件都可能直接決定學校能不能繼續運作。 更麻煩的是，他們才剛在長沙站穩腳步，戰局又變了。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長沙也開始面臨越來越大的空襲威脅。三所學校才搬出北平、天津沒幾個月，現在又得考慮再搬一次，而且這一次要往更遠的西南走。 當時並不是每個人都贊成; 畢竟房子才剛租好，課才剛上起來，師生也勉強安頓下來。再搬一次，要花多少錢、走多遠、到了雲南又要住在哪裡，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完整答案。
蔣夢麟卻認為不能繼續拖。 他特地趕到武漢，向有關部門陳述遷校的必要性。等遷往雲南的決定獲準後，他又被任命為昆明辦事處主任，提前到雲南處理校舍和辦學地點。 也就是說，其他教授和學生還在準備行李的時候，蔣夢麟已經先跑到昆明，替一所還沒抵達的大學找落腳的地方。
1938年，長沙臨時大學開始向昆明轉移。 其中數百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從湖南經貴州一路走向雲南，全程1600多公裡，其中約1300公里靠步行，走了68天。 他們最後抵達昆明，而這所一路被戰火推著往西南遷的大學，也有了後來無數人熟悉的名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馮友蘭等一大批學者，都曾在這裡任教。
有意思的是，西南聯大後來名聲那麼大，蔣夢麟卻始終不是其中最搶眼的名字。 學校逐漸穩定後，幾位校長之間也慢慢形成了實際分工。梅貽琦更多負責校內日常事務，蔣夢麟則經常在外面奔走。學校經費不足，他去爭取；教授生活困難，他想辦法增加補助；校舍不夠，就繼續和地方協調。 這些事情放進人物傳記裡，不像演講、文章那樣漂亮，甚至很難寫出什麼傳奇感，可偏偏是這些瑣碎又現實的事，撐住了一所戰亂中的大學。這也很像蔣夢麟這個人。
他不像蔡元培那樣，有巨大的精神號召力，也不像胡適那樣留下大量廣為流傳的文章和觀點。他最突出的能力一直都很簡單——事情到了他手裡，他會想辦法把它辦下去。 後來傅斯年曾開玩笑說，蔣夢麟的學問不如蔡元培，但辦事比蔡元培高明；自己學問不如胡適，可辦起事來也比胡適強。 蔣夢麟聽了沒有不高興，反而笑著接了一句：蔡、胡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這個「功狗」不是罵人的話，而是借用了古代「功人、功狗」的典故。有人負責定方向、出主意，也得有人真正衝出去，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完。 蔣夢麟很清楚，自己就是後面那種人。
1945年，他離開北京大學。從早年代蔡元培主持校務算起，他和北大的關係已經持續二十多年；正式擔任校長，也長達十多年，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相當長的一位校長。 今天說起民國大學，人們最容易記住的通常還是那些大師。 誰的學問最高，誰的文章最好，誰留下了最有名的一句話。
但1937年以後的北大，其實也提醒了另一件很現實的事：一所大學真的碰上戰爭，只靠大師並不夠。 總得有人去找房子、籌經費、安排教授和學生；總得有人在校園已經丟掉之後，還在想明天的課到底要在哪裡上。蔣夢麟不是北大歷史上最響亮的名字, 但在那幾年裡，他做的恰恰是最不能斷掉的事情。 北平的校園可以暫時沒有，教授和學生可以一路往南、再往西走，可只要課還在上，書還有人讀，北京大學就還沒有消失。 這大概也是蔣夢麟那句「功狗」最準確的註解。 他不是那個最容易被記住的人。只是到了真要有人把事情撐住的時候，他一直都在。
(本文部份內容摘錄自：2026年9月2日臉書《觀世界》文章。)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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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