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 申訴專員公署炮轟食物環境衞生署及地政總署兩部門打擊餐廳食肆違例擴展營業範圍「懶懶閒」，助長「食肆街霸」遍地開花。元朗鳳翔路（雞地）是區內其中一個食肆霸街大黑點，鳳攸北街偉發大廈及益發大廈兩間食肆，每晚各自將四、五十張餐枱擺滿行人通道並營業至凌晨一時。記者現場直擊粗略估算，食肆每晚的營業總額動輒可達四、五萬元，平均每月收入亦超過一百萬元，即使被檢控，告票最快亦要三個月後才收到。此類食肆街霸所產生的噪音及衞生環境污染嚴重滋擾民居，有區議員狠批食環署及警方執法不力是幫兇。
記者於2013年5月7日周二晚現場實地視察，發現位於益發大廈地舖專營火鍋的一間小廚，店舖面積不到二百平方呎，店內沒有座位，至於斜對面偉發大廈的一間食店，舖內有六至八張餐枱。下午五時過後，兩食肆的職員均不約而同，各自搬出數十張餐枱，開在大廈橫巷及對出的行人通道上營業，晚上九時營業高峰期，餐枱的總數目超過八十張，可做兩至三輪生意。若以食評網所指人均消費約120元計，保守估計一晚的營業額亦有數萬元。
這則新聞報導使我聯想起小時候香港的「大排擋」及街邊流動食擋。
1954年10月4日我出生於港島筲箕灣半山淺水碼頭村一間石屋的家庭裡, 成為我父母的長子。我父親游寶樵, 是一位洋服裁縫工人, 入息普通; 而母親岑九妹, 在街市售賣醬料以幫補家計; 我們一家是上世紀50年代一般的典型清貧家庭。 到1958年, 連同已經出生的二妹碧兒及三弟紹遠, 我們舉家遷入北角新邨廉租屋, 其時父親憑夜校進修英語有成, 轉職洋行當電器出口及銷售工作, 家庭環境稍為改善。
1958年在我4歲的時侯, 母親把我送進馬寶道幼稚園讀低班。這所幼稚園位於馬寶道一幢三層高的戰前落成的舊式樓宇內。 馬寶道兩旁開滿出售各類衣物及雜物攤擋, 還有一些細小的流動食擋, 售賣早餐、小食、糖果等等。每天下午母親接我下課回家時, 我經常扭計要求母親買些零食給我, 漸漸地我開始喜歡了街邊的小食。
到1961年我進入了位於北角新邨西座的渣華道官立小學開始讀一年級, 學校正門的一邊 (北角新邨西座的末端), 開了很多「大排擋」, 提供了各式各樣的食品, 以低廉價錢讓在北角海旁至英皇道一帶勞動的工人解決三餐的問題。 間中下午放學後, 而口袋裡還有零用錢時, 我喜歡在一間售賣粥麵的大排擋用「斗零」 (即五分錢) 吃一碗紅豆沙, 自此, 我就愛上了在大排擋進食, 直至45年後我不幸嚴重腦出血中風半身不遂之後, 方才不方便幫襯大排擋。
還有當年, 在北角新邨的東座地下靠近北角渡海小輪碼頭的出入口處, 晚上經常有一個細小的流動食擋, 售賣粥品, 而它的「艇仔粥」特別美味。 多次當爸爸加班夜歸的時候, 他會給我一張壹元紙幣, 讓我拿一個飯壺, 往那個流動粥品食擋買一大壺艇仔粥, 回家與媽媽、妹妹及弟弟吃個痛快, 那種滋味至今60年後仍然回味無窮。
1975年9月中, 我進入了香港理工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 修讀全日制管理會計學高級文憑課程的一年級, 在同年12月聖誕節期間, 我與幾位朋友乘客輪「信德号」往澳門遊玩3天, 航班是晚上11時30分開船, 到翌日清晨5時抵達澳門輪船碼頭。 我們一行4人在登船前, 往上環舊港澳碼頭附近的「大笪地」排擋吃火鍋 (打邊爐), 當天非常寒冷 (大約只有攝氏4度), 那火鍋排擋是用傳統的炭爐煮食, 我們4人圍在一起邊煮邊食及邊談笑的感覺, 是與現今在冷氣內的火鍋店內打邊爐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上世紀50、60年代, 香港經濟還未起飛之前, 大陸新移民不斷大量湧入香港, 至使找工作非常困難、人浮於事, 為了生計, 有無數的低下層市民經營大排擋及街邊流動食擋, 成為了我們香港一些「集體回憶」。
(部份內容摘錄自東方日報2013年5月10日)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全文字數: 1,500)
02/1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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