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25, 2024

游老師分享(747): 分享經濟的成果

 

2013五一勞動節,習近平、劉雲山等中國領導人與歷年勞動模範座談,倡導勞動最光榮的價值觀。然而,當下特權橫掃一切,不勞而獲已成社會風氣,勞動有何光榮可言?

 

勞動最光榮,勞動者最高尚,曾經是中國核心價值觀,尤其在毛澤東時代,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被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掏糞工人時傳祥與國家主席劉少奇握手的照片當年更是家喻戶曉。隨着改革開放,尤其是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之後,致富最光榮,老闆最高尚成為時代潮流,工人農民的地位一落千丈,工人紛紛下崗,農民紛紛失地,勞動者成為最卑賤的群體。

 

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大城市中,農民工幹的活最多最重,但賺的錢最少,受到的尊重也最少。他們心中的中國夢,或許只是一張床或者一日三餐有着落而已。如果勞動最光榮,又何以淪落至此?在富士康工作的年輕人接二連三跳樓,如果勞動最光榮,他們怎會自尋死路?

 

勞動最光榮在當下已成為偽命題,因為當局的執政基礎、執政思路、執政路向都發生了巨大改變。在毛澤東時代,工人農民是中共的執政根基,是國家主人翁,而資本家、商販則被視作鬥爭對象,勞動者的政治地位處於社會核心,自然是勞動最光榮。改革開放之後,國家採取重商主義路線,提高商人老闆地位,工人農民的地位迅速邊緣化,不勞而獲最光榮,食利階層最高尚。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無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工人和農民的代表愈來愈少,很多以工人農民名義當選者,其實都是鄉鎮企業主或者縣長鄉長等基層官員,來自基層一線的勞動者寥寥無幾,大商家大老闆反而愈來愈多。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全國兩會代表和委員中,包括了八十三位億萬富翁,兩會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富豪政治俱樂部。

 

更不堪的是,中國有很多富豪並不是真正靠勞動致富,靠誠實發達。他們依託特權,利用官商勾結,化公為私,將國有資產化整為零,裝入自己腰包。絕大多數富豪的背後,都站着一個或者數個省部級官員,這些特權階層不勞而獲,恃權搶劫,使社會核心價值觀坍塌,歪風邪氣蔓延。

 

中共第五代重提勞動最光榮的口號,目的是要重建社會核心價值觀。問題是,時代不同了,大環境已經改變,要重新撥亂反正談何容易。最關鍵的是,面對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掣肘,第五代有壯士斷臂的勇氣與魄力嗎?如果做不到,這些動人的口號只不過又是一種政治忽悠而已。

 

我出生於香港上世紀50年代中, 當年香港經濟還未起飛, 大型製造、金融、旅遊、零售等服務業還未普遍。一般的清貧家庭夫婦都是「打工仔」, 我的父親曾當洋服裁縫工人及家電銷售; 當老師是趨之若鶩的工作; 而任公務員更是天之驕子的「筍工」。 60年代中、小學生的我, 眼見香港輕工業的掘起, 鄰居叔叔、嬸嬸、哥哥、姐姐紛紛投入製衣、玩具、塑膠、假髮等工廠當工人, 而我家的孩子亦從小山寨工廠裡拿些塑膠花回家穿併, 幫補家計、賺點零用錢。轉入7080年代大學畢業後的我, 亦曾經在纺織及電子廠從事會計工作, 並且在美國最大的中、小型電腦公司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在香港的銷售服務分公司擔任管理會計工作, 見證了香港各服務行業的暮起及生產工業的黄金歲月, 但漸漸地被金融及服務行業從90年代至現今21世紀所取代。 不管香港在過往50年來的經濟不斷轉型, 雖然市民大眾平均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並產生了眾多「中產」人士, 但低下層的勞動人口仍然佔了全港740萬人口接近40%, 而且當中估計有大約120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成為世界「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之一。

 

為繼續體現勞動節的原本精神, 香港社會及僱主應該專重低下階層的勞力及對社會的貢獻, 香港過往50年的經濟起飛及成就, 就是印證了他們及他們上一、兩代人默默對香港的耕耘與奉獻, 大家理應共同分享這些經濟的成果。

(部份內容摘錄自東方日報201352)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全文字數: 1,532)

 

25/09/2024

 

Tuesday, September 24, 2024

游老師分享(746): 外判制度

 

逾百名貨櫃碼頭外判工人不滿承辦商未有回應加薪訴求,於2013328日早晨在葵涌貨櫃碼頭發起罷工及闖入碼頭範圍堵塞道路抗議,要求與和黃旗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HIT)直接對話,並提出加薪兩成,期間一度與保安員推撞。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強調事件屬外判工人與承辦商之間的糾紛,拒絕與工會談判,又指工會行為形同「堵塞機場禁區」,嚴重影響碼頭運作。工會不滿資方推卸責任,決定通宵抗爭。

 

職工盟屬下香港碼頭業職工會,於321已指多次要求四大貨櫃碼頭公司及轄下外判承辦商加薪,但一直未獲回應;至本周初,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宣布,與外判商商討後,今年七月起外判員工加薪百分之五,但工會拒絕接受,指工人多年來未獲加薪,堅持要求加薪一成半至兩成。

 

逾百名碼頭外判工人包括吊機操作員、裝卸貨物工人等,328日早晨七時許在葵涌貨櫃碼頭六號碼頭外罷工抗議,要求直接與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及外判公司對話,並提出將工人時薪由54元增至67元。期間工人不滿公司拒絕談判,衝入六號碼頭範圍內對出迴旋處道路上靜坐堵塞道路,更一度與保安員推撞,五名保安員受傷送院。警方將事件列襲擊案處理。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理強調,外判工人並非由該公司直接聘用,事件只是承辦商與工人之間糾紛,批評工會行動不負責任,嚴重影響碼頭運作,違反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的安全防衞法規定,已將事件通知警方及海事處。他指,外判工人月薪由1997年的17,000多元增至現時21,000多元,今年七月再加薪,並非毫無調整,強調公司已責成承辦商提供合理薪酬。

 

工會總幹事批評公司推卸責任,「外判公司吞食了幾多無人知,希望同公司及外判商一起坐下來商討」,工會表明會通宵持續行動。海事處發言人稱,據碼頭公司指,事件並無影響港口運作及船舶安全,安全防衞法則不適用於今次工業行動。

 

這次工潮一直持續抗爭33, 51日「勞動節」, 勞資雙方仍然未能達成協議, 這事件再次反映外制度在香港所帶出的嚴重問題。 香港在過往30年來, 制度越益盛行, 由政府部門到大、中、小工商企業, 以至非政府組織 (NGO), 包括大專教育機構, 均採用外制度, 把不同規模的生產、後勤、服務的工作外給其他專營公司, 主要目的是節約員工及成本。 但是, 很多企業及機構不單只將工序外, 而將責任都轉稼給外, 一旦發生事故或外員工問題, 企業及機構就「洗手不理」, 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是次貨櫃碼頭工潮, 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 SPACE)及明德學院 (Centennial College) 是港大兩間附屬的「自負盈虧」教育機構, 提供全日制及兼讀制證書至博士學位課程。 兩間機構同時將清潔工作外判給同一間服務公司。 20058月我加入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KU SPACE), 擔任金融商業學院高級課程主任, 負責會計課程的策劃及管理。辦公室位於金鐘统一中心34, 而辦公室的清潔工作是外判給一間服務公司。 2007年來了一位名叫「芳姐」的清潔工人, 芳姐工作勤奮, 同事早上上班時, 芳姐都會以笑容說「早晨」。 芳姐父親及叔伯, 在屯門經營了一個農場, 種植多種蔬菜及水果多年, 所以芳姐對植物甚有經驗, 當同事在辦公室種植的盆栽生病時, 都會交給「植物醫生」 -- 芳姐起死回生。 芳姐還經常送贈一些蔬果給我們共同分享。

 

20118, 外判清潔服務公司強迫芳姐及她的拍擋「亞妹」立即在週末調更, 否則便要求她倆辭職。 當我得悉此事, 馬上代表同事們向學院人事部負責外審工作的同事反映, 後來經過人事部同事與外判清潔服務公司調停, 結果撤銷芳姐及亞妹週末調更的安排。這個小風波顯示出公司及機構是有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關注外員工的福利待遇及工作問題。

 

在此五一勞動節之際, 希望實施制度的公司及機構不要濫用外制度, 務必平衡節約成本及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

 

(部份內容摘錄自東方日報2013329)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全文字數: 1,543)

 

24/09/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