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港劏房戶共有多少，從來是眾說紛紜。2013年5月28日, 社區組織協會估計至少有20萬人居於劏房，「全港關注劏房平台」2012年底公布有28萬劏房戶，早前更有人推測劏房居民可能高達百萬之眾。這就難怪，當局首度推算全港有17萬人居於約67,000間劏房，引來一片「報細數」的質疑聲。
各界普遍不相信官方數據，並非沒有根據。港府慣於粉飾太平，對劏房問題長期視而不見，見而不理，過去從無這方面的統計數據，直至2013年初，當局才委託顧問公司抽選全港1,800棟25年樓齡以上的私人樓宇調查，推算全港約有66,900間劏房，估計有逾170,000人居住。由於抽選率太低，又未計及藏身商業樓宇、工廈的劏房，推算數據未免大幅縮水，未能準確反映基層市民的居住困境。
事實上，由於樓價長漲長有，無殼蝸牛除了棲身劏房，幾乎別無選擇，以致劏房遍地開花，實際數字難以估計，而公認的事實是：劏房居住環境惡劣，逾半劏房屬「三無」，即無水、無廚、無廁，樓齡高加上胡亂改變房屋結構，用電負荷大，埋下安全隱患；又由於劏房奇貨可居，租金高昂，堪比豪宅，這對收入有限的基層民眾而言，是不堪承受之重。為了節省開支，有一家四口住於80呎「豆腐膶」單位，人均面積只有區區20呎，在如此狹逼的空間裏，轉身尚且不易，遑論私人空間。
除了劏房，還有不少比鳥籠大不了多少的籠屋，甚至廢棄豬圈、雞舍都改建成居所。香港號稱國際大都會，高樓林立的背後，陋室蝸居隨處可見，這種非人的居住環境堪稱全世界罕有，亦一再成為國際傳媒獵奇的焦點，這是香港人的悲哀，更是港府的恥辱。
沒有安居，如何樂業？現屆政府將解決房屋問題列為施政的重中之重，計劃增建公屋與居屋，大方向固然正確，奈何管治能力低下，空有雄心壯志卻無法施展，一度對新政府「穩中求變」寄予期望的市民，已愈來愈不耐煩，愈來愈失望。面對劏房問題，特首梁振英重申將努力拓土建屋，包括推動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以及打造新市鎮，惟眾所周知的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遭遇重重阻力，基本上處於擱置狀態；發展大嶼山、打造東涌新市鎮，又因涉及大量填海而遭到環保團體反對；至於在市區見縫插針，將原有公共休憩用地改變為房屋的計劃，同樣說易行難。港府施政招風惹雨，寸步難行，房屋政策無異畫餅充飢，退一步說，就算港府排除萬難，衝破千阻，最終將發展藍圖化成現實，最快也是十年以後的事，遠水救不了近火。
1954年10月4日我出生於港島筲箕灣半山淺水碼頭村一間石屋的家庭裏, 成為我父母的長子。我父親游寶樵是一位洋服裁縫工人, 入息普通; 而母親岑九妹在街市售賣醬料以幫補家計; 我們一家是上世紀50年代一般的典型清貧家庭。我與二妹碧兒關係特別親密, 我倆特別喜歡分享下棋的樂趣, 雖然間中在下棋時互有爭拗, 但我學懂了如何讓步給妹妹。三弟紹遠自幼體弱, 出生後首三年晚上經常不知緣故大哭, 我們一家差點兒給同屋包租太太趕走, 不管如何難苦, 母親仍然綿乾穗濕哺育我們三兄妹弟長大。
到1958年連同已經出生的二妹碧兒及三弟紹遠舉家遷入北角新邨廉租屋, 其時父親憑夜校進修英語有成而轉職洋行當電器出口及銷售工作, 家庭環境稍為改善。母親是位富於仁慈的傳統家庭主婦, 帶着三個孩子及照顧丈夫家庭之外, 還非常關心及幫助身邊的人, 特別是我父系那邊的親戚及我們的左鄰右里; 例如那位獨居於鰂魚涌七十多歲的姑婆, 由於她乏人照料, 我母親經常帶同我及湯水去探望她, 還給她一點零用錢。那時每次有親戚來訪, 特別是我的兩位親姑姐及表弟妹們, 我都很高興挽留他們吃晚飯; 因為母親必定會往街市買隻活鷄回家宴客, 而我最喜歡吃的是母親做的豉油鷄, 直至今天此豉油鷄仍是我的摯愛!
如同很多土生土長的50後香港人, 我童年的成長亦是從木屋區開始至到廉租屋邨。
(部份內容摘錄自東方日報2013年5月29日)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全文字數:1,534)
09/0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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