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1日, 我如常回到港島西營盤天主教聖安多尼堂參與上午十時的主日彌撒。 當天是天主教會的「聖召主日」, 傳統的天主教會狹義演繹「聖召」為天主召叫教徒加入教會當修士、修女、神父。當天主持彌撒的是鮑思高慈幼會中華會省前任省會長林仲偉神父。 林神父講道時指出, 目前香港天主教教區有50多萬天主教教友, 包括12萬菲律賓女傭, 但全香港只有250多位神父, 換言之, 平均每位神父需要照顧2,000位教友; 而且, 超過70歲退休年齡的神父佔了總體數目之一半。所以, 可以說, 香港的神父是嚴重短缺。
林神父繼續說, 1906年，第一批六位鮑思高慈幼會會士從義大利抵達中國，開始教育服務及傳教的工作, 至今已經過了106年; 但是, 現在慈幼會在中國、台灣、香港及澳門服務的會士, 亦只有120位神父, 而平均年齡超過65歲, 老化的情況十分嚴重。 但是神父的數量絕對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能夠增加, 因為培育一位神父是需要十多年的時間 (包括4年哲學及4年神學的課程) 。 因此近10多年, 天主教會提倡及推行教友擔任傳教的工作, 不單只分擔天主教會神職人員難以負荷的福傳任務, 亦能夠提升教友的神修活動。
1967年6月我於北角渣華道官立小學畢業, 當時母親聽聞筲箕灣慈幼英文中學是港島東區名校, 為了希望我能夠入讀慈幼英文中學, 她給我報考了慈幼英文小學六年級, 計劃重讀小六一年, 待翌年, 再升讀慈幼英文中學一年級。 而隨後升中考試統一派位公佈時, 我被派往香港仔天主教聖彼得中學就讀一年級。
但好景不常, 1967年7月初暑假剛開始, 突然間, 父親在一樁車禍中喪生。母親面對這不幸的突變, 便帶同我往見慈幼英文中學校長沈基昌神父, 請求特許我直接升讀中學一年級。 沈神父很同情我們的遭遇, 馬上答允我們的請求。
誰不知, 父親的突然離世, 加速了母親的癌細胞擴散, 不到兩個月之後她便撒手人寰, 剩下我們三兄弟妹成為孤兒。母親臨終時, 把我們託孤給父親的胞妹游群佳, 我們的摯親三姑姐,。 於是我們遷往彩虹邨姑姐的家居住。當時姑姐剛剛誕下四表弟, 他們本來一家六口, 加上我們三兄妹弟九個人, 住在一個不足250平方呎的單位內。姑丈鄧盤是一位洋服裁縫工人, 入息不多, 但要養活一家九口, 包括七個由零歲至十三歲的孩子, 他所承受的經濟及精神壓力可想而知。
為了讓我有一個比較好的學習及成長環境, 三姑姐帶同我, 往見慈幼英文中學校長沈基昌神父, 請求接收我進入慈幼寄宿部當寄宿生。 沈神父再次應允我們的請求。 1967年10月, 我加入慈幼中學寄宿部, 與其他150位宿生共同生活。首天安頓好之後, 我帶著孤單迷惘的心情, 進入飯堂用晚餐時, 同桌坐在我身旁與我同級的陳樹麟同學, 以微笑歡迎我, 飯後還送給我一個他家人探訪時帶給他的蘋果。其後他教我很多天主教的道理及背景, 並鼓勵我參加慕道班準備受洗。從此我們成為天天相聚的好朋友, 直至他升中二時舉家移民加拿大。
慈幼中學寄宿部, 是由幾位慈幼會神父及修士管理, 每天起床後六時半, 我們便進入小聖堂參加彌撒; 早、午、晚三餐前後唸經, 睡覺前還需要祈禱。 在這充滿天主教環境薰陶之下, 我參加了慕道班, 準備一年後受洗, 而慕道班由寄宿部神師袁鶴清神父 (1932 – 2014) 教導, 袁神父神靈超拔、充滿愛心、關懷學生, 感染了我為人犧牲的精神。 1968年我領洗加入天主教之後, 袁鶴清神父曾勸導我考慮進入慈幼會修院 (位於慈幼中、小學的旁邊) 當修生。 其實我真的有衝動, 想進入慈幼會修院當修生, 準備將來做神父。但是當我向家人提出這個想法, 他們立即以我是孤兒及「長子嫡孫」的理由作出反對。
當神父是要保持終身不娶 (獨身)、需要守神貧及絕對服從天主教教會。 從1980年到今天, 我仍然返回港島西區, 由慈幼會管理的聖安多尼堂參與彌撒及活動, 看見很多慈幼會的神父及修士, 對天主教教會的終身奉獻。自我反省之下, 結論是56年前, 我沒有選擇加入慈幼會修院, 當修生及準備做神父的決定是對的。 但是, 在慈幼英文中學讀書及寄宿的五年, 我深受鮑思高慈幼會教育的薰陶, 並學習慈幼會會祖聖鮑思高神父, 為培育青年的全人教育, 而奉獻一生的精神。 雖然成為專業會計師, 但我仍然選擇了會計教育工作為終身事業, 無私地分享我的知識及愛心。
雖然我當不了神父, 而我的兒子亦已經結婚生子, 但我希望退休之後, 能夠在身體健康許可之下, 為鮑思高慈幼會及天主教聖安多尼堂服務。
游紹永博士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財務長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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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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